第896章 务实授徒
第896章 务实授徒
蒙古,是大元的前身,亦是残余。
随着库里台大会的日益临近,近期以来蒙古人最重要的一场婚礼悄然落下帷幕,大成台吉迎娶了俺答的遗孀钟金哈屯。之所以是“悄然”,因为这场婚礼虽然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但双方男非初娶,女是再嫁,大操大办不符常理。
除此之外,还要照顾一下大成比吉和额尔德木图的面子。
“老师,今天瓦剌人的使者也到了。”额尔德木图有些兴奋地出现在高务实身前,冲着闭目养神的高务实一拱手,道:“父亲说,就算老汗在位时曾经打得瓦剌人数次迁徙,都没有今日这般盛况,他让我前来再次向老师致谢。”
高务实没有睁眼,近来他劳心劳力,虽然年轻,也颇为倦怠,这些天一直表现得很疲惫,库里台大会的操办他几乎没有参与,全部交给把汉那吉和钟金哈屯这对新……呃,再婚夫妇自行处置。
“大哉乾元,恭喜蒙古又有了兴盛之相。”高务实语气平静地说道,然后话锋一转:“额尔德木图,你可曾想过,以元之极大,何以迅速败落?”
这不是送分题么?额尔德木图马上道:“蒙古人不知马上可得天下,马上却治不得天下这个道理。”
谁料高务实却摇了摇头,道:“元时,文化甚盛。”他缓缓睁眼,看着眼前半大的蒙古学生,微微一笑:“甚至,汉人也有不少得益于这种文化的地方。”
额尔德木图呆了一呆,迟疑道:“真的吗?”
“你不信么?”高务实微微笑着,道:“元代文化是波斯文化、蒙古文化、汉文化的结合,文化越交流就越兴盛……我举一个例子:青花本是波斯文化,蓝色调是伊斯兰的主色调之一。在元之前,中国没有青花。元时,从波斯带来了这种蓝色的纹样,可以画在瓷器上。
青花瓷之前,无论中国陶瓷如何更迭,都是各领风骚,可是青花瓷横空出世之后,马上成了主流,二三百年来没人撼动它的地位。”
高务实这个举例的确没有问题,从元以后,明清两代,民窑、官窑占第一位的,都是青花瓷。晚清的时候,粉彩倒是挑战过它的地位,但最后也是败给了它。
但光一个青花瓷还不足以让额尔德木图相信,他的神情显然是将信将疑的。
于是高务实又道:“还有景泰蓝,元对大明产生重大影响的工艺品,还有就是景泰蓝。它是以蓝色基调为主的,于元代始创,跟景泰(明代年号)没关系。其实景泰蓝也是典型的外来文化,归根结底就是掐丝珐琅工艺,是由阿拉伯人——也就是回回传来。明初《格古要论》中称其是从“大食”传来的工艺。而聪明的中国匠人学会了这门手艺,再把中国纹饰套进去,发扬光大,变成中国独有的宫廷文化”。
额尔德木图迟疑了一下,小声道:“可是……此皆小道。”
“那么何为大道呢?天象之学算不算?”高务实呵呵一笑,又道:“在天象之学上,元廷主持翻译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伊本·优努斯的《哈基姆星表》等著作,回回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主持‘回回司天监’,制造了多环仪、方位仪、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观象仪等仪器,中国本土的科学家郭守敬则吸收其中精华改进和制造了简仪、仰仪、圭表、候极仪、浑天象、立运仪、景符、窥几等仪器,并与王恂、许衡等人共同编制出中国最先进、施行最久的历法《授时历》。而这部历法的编成,则得益于在全国各地设置的二十七个天文观测站。
同时,《授时历》的编成,不但列出了三次内插公式(“招差法”),还使用‘垛垒、招差、勾股、弧矢之法’进行缜密计算,其中将回回发明的弧三角法应用于割圆术获得‘弧矢割圆术’(即球面直角三角形解法),朱世杰的《四元玉鉴》将‘天元术’推广为‘四元术’(四元高次联立方程),并提出‘消元’的解法,这比……嗯,这至今仍然是数术之巅。”
高务实刚才差点脱口而出一句:比欧洲领先三百年。
额尔德木图一直被把汉那吉教导得认为只有汉人的文化最强,虽然高务实这样说了,还是坚持道:“可这些学问都不实际。”
高务实想了想,问道:“那么,医学实际么?在医学上,出现(金)元四大学派,综合了汉医和阿拉伯医学的《回回药方》,这是一本综合性回医药学典籍,共有三十六卷,包括内科、外科、妇科、儿科、骨伤和皮肤病等科,约有药方六七千之多,我们现在熟悉的很多药方,例如芳香挥发药、滴鼻剂、露酒剂、油剂、糖浆剂等,并非传自于扁鹊、华佗,倒是来自于阿拉伯医学带来的‘海药’。”
医学肯定是最实际的,额尔德木图无法辩驳,只好道:“可大元还是亡了。”他顿了一顿,有些落寞地道:“既然老师说大元不是亡于文化,那大元为何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高务实道:“《左传》有云:‘君以此兴,必以此亡’。处处体现其‘大’的大元王朝,只存在了百年便冰消瓦解,却也是倒在了‘大’上。”
额尔德木图诧异道:“大,也可以亡国?”
高务实道:“大自然可以说宽、博、雄、壮,但另一面也是粗、陋、散、纵。元朝的主要统治地域是汉地,但却并没有将汉人儒家文化作为统治全国的意识形态,统治者对全国实行信仰自由自是好事,但统治者本身也在各种信仰之间游荡,始终不能确立国家最根本的治国理念,就会让国家的根基完全建立在强大武力之上,也就是你方才所说的‘天下马上治之’,必然容易松动。”
这个问题,高务实没有展开来和额尔德木图说,实际上元朝的法律是杂糅了蒙古扎撒和唐宋法典而成的,本身便有很多抵牾,而元朝历任皇帝还“唯知轻典之为尚”,元末叶子奇所著《草木子》提到“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绞五等。笞杖罪既定,曰天饶他一下,地饶他一下,我饶他一下。自是合笞五十,止笞四十七。……天下死囚审谳已定,亦不加刑,皆老死于囹圄。……故七八十年中,老稚不曾闻斩戮。及见一死人头,则相惊骇。可谓胜残去杀,黎元在海涵春育中矣”。
取代元朝的明太祖朱元璋总结前朝时,便认为“其失在于纵驰”。对百姓用轻典自然可以获得民心,但对官员也是如此,则必然会导致腐败盛行而治贪不利,朝廷欲要宽以待民,贪官酷吏却使得民怨沸腾。
元朝本来就没有主体意识形态,本身还是异族入主,而又用法宽纵,可想而知反抗的星星之火始终不能防患于未然,一旦中央政权衰弱,便是燎原烈火。
还有,元朝人分四等,从法律上确定民族压迫政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人和南人自然常怀愤愤,最大族群的精英对于这种压迫必然很难对朝廷产生归属感。
相对的,因为统治宽松,社会经济发达,等级制度在很多时候并不能保证处在第一、二等的蒙古人、色目人处于强势。事实上终元一代,蒙古人、色目人的普通百姓因穷困而沦落为汉人、南人奴隶者比比皆是,作为一个异民族政权,本民族百姓必然会因为这些情况而减弱对朝廷的向心力。
蒙古人粗犷豪爽,快意恩仇。这样的性格,作为个人可以算是优点,但作为一个大帝国的统治者,就必然会缺少缜密的思虑和精明的算计。
元朝历十一帝,几乎每次皇位更迭,都要有残酷的杀戮甚至大规模的战争。权谋家设计于密室,发难于朝堂,一二人便可定大位的情况比较少见,因此动不动就明刀明枪的对垒。
皇族、贵族、重臣之间的内耗往往导致举国不宁,国家大丧元气。而这样明目张胆的夺权斗争也必然使得皇室威望在民间下降。
另外,元人自称“国朝大事,曰征伐,曰搜狩,曰宴飨”。成宗之后,对外战争基本停止,三件大事便只剩下狩猎和宴会了。朝廷由上至下,一片享乐之风,各种游戏种类繁多,如围猎、打马球、捶丸(步行打球)、蹴鞠(足球)、射柳、射圃、角羝、双陆、象棋、围棋、撇兰、投壶、顶针、续麻、拆白、道字等等不一而足,甚至到了“元时人多恒舞酣歌,不事生产”的地步。
国家根本大事尚未安定,这样消弭志向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可以想见。到末代皇帝元惠宗时,宫中盛行“大喜乐”的超级荒淫游戏,面对“红巾万千”而束手无策,可说早有前因。
不过,高务实毕竟不是真的为了教额尔德木图治国,他只是以这样的方式告诉额尔德木图:中国之强,强在坚定的实行儒家制度,所以呢……你将来也应该这么办呀!
额尔德木图懂了,用力地点了点头。
高务实笑了笑,再次闭目养神起来,心中却忍不住嘟囔:儒家么……推广给你们倒还是不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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