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五章、纵横之道，起于周衰

　　庾翼乃是庾亮的幼弟，年方十三，但其在书法上的天赋和悟性，却是连身为书法大家的几位兄长——庾亮、庾冰、庾怿全都深感诧异和欣慰的。

　　后世传说，庾翼的书名曾一度在王羲之之上，遂有“家鸡野鹜之诮”——我的子侄怎么都去学逸少书法了？分明不爱家鸡爱野鸡嘛。后经较量，方才心服，认为王羲之为“伯英（张芝）再生”。

　　由此庾亮便趁着机会，急匆匆返家，与兄弟们商议，旋即给年仅十三岁的庾翼行了冠礼，起字“稚恭”，要他跟随王羲之一同到关中去访卫夫人。

　　庾翼不明白，就说：“诸兄书法，皆有可观，弟尚未学全，又何必去学别家？”庾亮气性大，不肯明言，倒是庾冰不在乎，直言道：“访师学书为假，欲稚恭往谒大司马，为我庾氏预留退步是真……”

　　庾翼苦着脸说：“弟尚年幼，实不会做此等事。”庾冰说你不会没关系啊，你只要跟着王羲之到长安去，到时候他怎么办，你就也怎么办，即便不能讨得大司马的欢心，也算预先表明态度，方便咱们接下来的筹谋、安排。

　　就此挑选了数十名仆役、部曲相伴，用一艘大船，载着两名少年登程。计划是先溯江而上，去武昌拜访王敦，然后在夏口转入沔水，直放襄阳；过襄阳后就必须弃舟登陆了，从陆路先往洛阳，再去长安。

　　舟行非止一日，途中倒也太平，不日抵达武昌，王羲之、庾翼便投刺往谒王敦。倘若是庾翼一个人来，很大可能性见不到王处仲，因为颍川庾氏门户较低，王敦是根本瞧不上眼的——何况还是个小孩子来访我；但有王羲之在，则王敦断无不见之礼。

　　两位少年身边带着一大包信函，沿途各处，都需要投送，其中自然也包括了王导等人给王敦的信。王敦见信，得知刁协之谋，不禁略略吃惊，但他不动声色，继续瞧下去，然后笑问王羲之：

　　“原来逸少是前往长安去访明师，学书法的……”随手一指身后屏风：“难道我的书法，不能入卿之眼么？”

　　王羲之定睛观览屏风上文字，随即拱手道：“伯父的书法，粗观飘逸若云，细察则刚硬如刀，从来字如其人，可见伯父志在庙堂之上、疆场之间。而小侄意在江湖，恐不能学伯父也。”

　　王敦不禁“哈哈”大笑，然后说：“茂弘竟然心生怯意，乃使二孺……使卿等以弱冠之身，便冲冒风险，远涉江湖。若有不决，何不来问我？我家坐拥四州，雄兵数万，锦帆蔽日，又有何可惧啊？”

　　王、庾二少年究竟为何北行，怎么可能逃得过他王处仲的法眼呢？

　　但等二少年辞去之后，王敦却急召亲信钱凤、沈充，以及其兄王含前来，将出王导的书信，商讨应对时局之策。

　　钱凤拱手道：“恭喜明公，贺喜明公。”

　　王敦蹙眉问道：“世仪贺我，所为何来啊？”

　　钱凤解释说：“今大王疏远茂弘公，而专用刁、刘等谗臣，行苛薄细碎之政，伤南北世族之心，明公从前与我等言及此情，每多耿耿。只是明公身在武昌，却不能干建康之政，而茂弘公亦为庾元规所累，不能制约二獠。

　　“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今闻刁玄亮欲尽收江南僮客，此举必然酿成大祸，一旦乱起，正是明公建功之良机。且若……”

　　说到这里，瞥一眼沈充，问他：“倘若苛政下于吴兴，未知士居乡间，将有何异动啊？”

　　沈充略略犹豫了一下，然后回复道：“吾必不敢悖逆明公，抗拒大王，然恐周氏不稳。前周札虽止周勰之叛，其实暗藏不满之心，只是深自压抑罢了。一旦诏下，释放僮客，周札必然抗命不遵，甚至很可能掀起反旗……”

　　钱凤笑道：“所谓‘江东之豪，莫强周、沈’，则周札是否谋反，全在士居。”

　　随即向王敦建议说：“可遣士居归乡，挑动周氏，若有士居伪诺相助，则周札必反。叛军北攻建康，建康守军，本不甚多，刁、刘又不过书生而已，不识御敌，由此而必召明公率军，溯江而上平叛。

　　“明公亦恨刁、刘久矣，惜乎不敢骤然用兵，唯恐大王求救于朝廷，以妄动兵戈之罪，下诏讨伐。而今石勒僭号于襄国，晋、赵之间，秋后必有大战，裴、祖皆无暇南顾，周士达又入于汉中……

　　“且若有大王手诏，则明公兵向建康，谁云不宜？一旦抵达建康，即可申刁、刘之罪，逼迫大王翦除其党。复罢苛政，使士居游说周札罢兵，周札必应。如此，则不损一兵一卒，可以建大功、除奸臣，名盖六州，声闻中原。事罢，明公或留建康辅政，或将政事付之茂弘公，而自归武昌，则江南六州，名归大王，实为贵家所有。

　　“贵家诚能统合六州之力，即便朝廷灭羯，一统北土，亦只能羁縻之，就此带砺山河，永为南土之尊。此非贵家奉大王南徙之本意乎？是以臣才为明公贺也。”

　　王敦闻言，不禁大喜：“世仪之谋，确实高明，实能化祸为福，因机成事——茂弘不能见此，反使孺子北上，去向他人求救，岂不可笑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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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提王敦、钱凤等人密谋，单说王羲之和庾翼二人在武昌停留了三四日，便再登舟船，继续西上，于路游山玩水，倒也惬意。终究都是没怎么出过远门的小孩子，本就贪玩，再有家族重任担在肩上，二人却不但不深自砥砺，反而以之为苦，既然如此，那还不如多松快一天是一天呢。

　　如抵达襄阳之时，庾翼就对王羲之说：“听闻城东南有鹿门山，中有鹿门寺，为彼处盛景，我等既然途经，不可错过啊。”

　　王羲之闻言不禁蹙眉，问道：“既云寺，必是释教祠庙，又有什么可看哪？”

　　庾翼笑道：“阿兄差矣，此寺非同别寺。据传后汉建武中，光武帝与侍中习文通游于黎丘，梦见二鹿来谒，自称苏岭山神，遂命习文通立祠于山，刻二石鹿夹祠道口——山乃改名为鹿门山……”

　　王羲之不解地问道：“则既是山神之祠，为何又唤作寺呢？”

　　“寺”字本指官舍，如鸿胪寺、大理寺之类。其后释教传入，自西域以白马驮经而来，初止鸿胪寺，故而中国历史上第一座佛教修行所在“白马寺”，就此以寺为名了，逐渐成为通例。

　　庾翼摇头道：“何时改为佛寺，小弟却也不知了……”

　　王氏一门，尤其王会、王正兄弟，是向来信奉道教的，所以才会悖逆时流，给子孙起双字名，而且第二个字都是“之”——如王舒有子晏之、允之，王廙有子胡之、耆之，王彬有子彭之、彪之等；再往后传，名叫王某之的还有一大群，比方说王羲之有子玄之、凝之、徽之、献之，王胡之有子茂之，王耆之有子随之……

　　然而自从帛尸梨蜜多罗一度驻锡建康以来，却有不少世家子弟开始对佛教感起了兴趣，庾氏便是其中的重要代表。故此庾翼才会想去游览鹿门寺，王羲之对此则没什么特别的兴趣。

　　但既然听庾翼说鹿门山、鹿门寺还有那么一段俗世典故，不纯是佛教寺院，又想要趁机拖延行程，不急往关中去，王羲之最终还是首肯了同伴的提议。谁想到两人却在游览鹿门寺的时候，不期然而遇见了襄阳郡守司马承。

　　司马承字敬才，是司马懿六弟司马进之孙、谯刚王司马逊次子，初拜奉车都尉、奉朝请（晋于宗室往往加号某某都尉，并给奉朝请的散职），后因奉迎惠帝司马衷自长安归洛之功，进位游击将军。他在永嘉年间南逃，本欲依附征南将军山简，孰料未至而山简便即病逝，被迫继续东下，最终经武昌而抵建康，入了司马睿的幕府。

　　在原本历史上，长安沦陷，愍帝司马邺被刘曜所俘后，司马睿便承制命司马承继嗣谯王——其侄、谯王司马邃早就在苦县宁平城被石勒给杀害了。但在这条时间线上，司马邺还好好地呆在洛阳，自然轮不到司马睿插手诸侯封事，而司马邺貌似也没想要复兴谯王家系，司马承便仍然只是闲散宗室而已。

　　此前不久，司马睿拜司马承为襄阳郡守——这是刘隗出的主意，开始往王敦的地盘儿，尤其是武昌西方，安插丹阳王的亲信。所以王氏跟司马承并不怎么对付，王导也没书信要递送司马承，王羲之和庾翼虽然计划途经襄阳，也没特意命俩孩子去拜谒司马承。

　　可是谁成想却在鹿门山道之上，不期而遇——司马承信佛，他是来进香的。二少年见郡守车驾到来，急忙拱手避于道旁，却被司马承瞧见了，遂问左右：“我见此二子，虽然年幼，却风仪不凡，举止有礼——襄阳郡内，尚有此等人物么？”

　　他们是我治下之民不是？若是，而我身为郡守，竟然不知，可是太失职啦。你们赶紧给我叫过来问问，究竟是哪家的子弟啊？

　　二人被召，只得上前见礼，通报姓名。司马承一听是王家、庾家的孩子，心中不喜，就问：“汝等虽冠，看似尚在冲龄，则不在建康城中依靠家中大人，何以远行，来我襄阳啊？”

　　二子具道北上访师之事。司马承听了，便命取纸笔，让俩孩子各书几行字来看。

　　他原本态度颇为倨傲，也不下车，等到见了王羲之和庾翼的书法，却不禁瞠目结舌，赶紧手捧二纸，跳下车来，慨叹道：“何以豪右之族，多生此等佳卉！”随即勉励二子，说你们天赋甚高，小小年纪便有如此的才华，前途不可限量啊！此去长安，千万好生向卫夫人求教，不可懈怠，以振兴书法之道。

　　即与二少年同游鹿门寺，并携归襄阳，途中相谈书法、文章，司马承便更加喜爱二人了。相处三四日后，王、庾告辞，司马承对他们说：“卿等将来返归建康之日，我有一语，请转告家中叔伯、兄弟——但勤劳王事，家业自兴；合纵连横之道，起于周衰之时。”

　　你们世家之间，互相拉关系，搞纵横，这并非忠君之意啊。

　　王、庾二少年诺诺而退，即换车乘，北上洛阳。到了洛阳自然又是四方投书——要知道洛阳城内官僚，相当一部分昔年都曾逃依江左，跟王导、庾信是相熟的——各家闻其欲西访卫夫人，都和司马承一样，考较他们书法，二少年就此名动虢洛。

　　甚至于最后他们竟然得到了太尉荀组的召见，荀泰章乃说，你们俩孩子千里而行，家中大人竟然放心，真正不可思议。就此建议，熊孝文正待前往关中，不如你们跟他一起走吧。

　　熊远熊孝文前任彭城内史，在任颇有功绩。裴该归洛之时，曾经跟荀组等人做过交易，表示愿意先召还熊远，让河南党挑人去守牧彭城，接收铜铁矿藏，因而数月之后，朝廷便即下诏，转熊远入关任职。

　　熊孝文自然要先到洛阳，拜谒天子，然后再启程前赴关中，于是在荀组的安排下，王、庾二少年便即加入了熊远的行列。

　　然而行列中非止熊远一名官僚而已，尚有才刚被罢免侍御史之职的陈頵陈延思。

　　陈頵是陈国人，老家就在苦县，跟熊远一样，出身不高——当然啦，他终究比奴仆起家的熊孝文要强点儿——从郡督邮起家，后举孝廉。中原乱起，陈頵避难江左，与熊远同仕于司马睿幕府，其后北归于洛，出任侍御史。

　　熊、陈二人，气味相投，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全都是“大嘴巴喷子”，敢言他人之所不敢言。因而在担任了侍御史之后，陈延思屡屡上奏，于朝廷的施政发表意见，当道诸公，莫不厌恶其人——

　　你若是高门出身，整天指东道西还则罢了，既然出身孤寒，为啥不肯闭紧嘴巴，老实干好本职工作呢？侍御史主纠察百官，朝廷施政，干卿底事啊？固然中级官员以上，人人都有对朝政发表意见的资格，但你瞧谁象你，几乎三天一小奏，五天一大奏，还总揪着一个话题，唠叨不休啊？烦人不烦人哪！

　　因此便欲放之于外，眼不见心不烦。正巧熊远入洛谒见，就建议陈頵：“大司马素能听群议，择善而从，君何不从我前往长安谋职呢？”

　　陈頵摇头道：“我曾恶大司马，彼岂肯用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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