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章、公权私权齐并进，才能实现大共享
大年初三，订亲的队伍从汝宁府几乎绵延到武津县。得知知府大人娶妻，汝宁府制下的所有县衙都派来了贺喜的人员。
唐朝时汝宁府的州制叫蔡州，管辖范围很大，有淮西第一州之称，其管辖范围东至今天的江苏徐州以及安徽亳州、阜阳，南接湖北，西连南阳，北到今天的鄢陵，下辖二十一个县。
隋唐时汝宁府不仅是蔡州的州府所在地，还是淮西节度使的都督府。朱宦臣就身兼淮西节度副督护的职务，官品为从四品，大过一般州长的级别。
隋唐时蔡州人异常彪悍，有淮夷之称，旧唐书说“时淮夷逆命，凶威方炽”，这里指的就是蔡州。
新唐书说“蔡人习伪恶，相掉讦，犷戾有夷貊风”，谓淮西人骄顽，凶暴而乖张，不知礼法，相互攻击，不服朝廷管制。
不过淮西军历代以来作战异常勇猛，黄巢叛乱时淮西军与黄巢军作战异常威猛，常常不带军粮，以人肉充当军粮。
明代时朱元璋建立国家的主力军也是淮西军，主要人员就是今天徐州、阜阳、汝南这一带的民众，可见淮西人的彪悍。隋唐时蔡州的主要辖区在今天的河南东南部和安徽西北部，以及江苏少部分地区。
延淮河北岸，几乎全归蔡州辖制，故有淮西藩之称。如唐中宗时的李愬雪夜入蔡州，以及唐僖宗时的秦宗权叛乱都发生在蔡州。
隋唐宋元时期，蔡州节制范围很大，又往往是叛乱中心，所以到明朝时蔡州的辖区被削减，主要是将蔡州东南部连接到徐州的这部分地区划归了徽州，即今天安徽的亳州、阜阳一带。
蔡州失去东南一大片辖区，从此蔡州再无过去的辉煌了。
接朱府尹的指令，包武德飞速来到西苑驿馆接梦柯。
回程就太隆重了，由朱府尹亲自带队，去梦柯家订亲的队伍排了一里多地，单订婚礼车就排半里多地，加上各派来贺喜的队伍，从汝宁府几乎绵延到武津县。
由于朱宦臣身兼淮西节度副史之职，有调度军队的权力，所以订亲队伍绝大多数是由军人组成的。
这下包武德的面子可就大了，只订亲队伍进入武津县界，受命和听闻知府来县城的各界人士已经拥塞在汝宁府至武津县的官道上，迎接朱府尹的订亲队伍。
去武津县的路上，坐在官轿中的朱府尹对时政有所思绪，他想到：特权和公权往往打着平均财富的幌子，肆意践踏私有权力，挤压自我意志的存在空间，这是专制强权惯用的伎俩。
特权和公权高喊平均财富的口号，实际在做打击和压制私权的事实。
然而，人类真正的进步却是压缩特权和公权，强化人权和私权，最终达成人人生而平等，人人拥有‘造物主’赋予的某些不可转让的权利，其中包括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施放出人性中的善良意识，只有人性中的善意得到充分施放，人类才能前步。
朱宦臣坐在轿中断断续续地想着：人性本身就存在善恶意识，那么怎样扬善抑恶，将互爱友善发挥出来，将人性的本恶压制下去，将人性的本善扬起来，才是正确认识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的根本。
人类拥有权力是与责任和义务不可分割的。
衡量一个人存在的意义的重要标准就是你拥有多少权力就应当分担多少责任和义务。
人类的生命价值在于人类具有智慧，而正是因为人类具有智慧，才产生权力拥有与责任和义务的意识。
权力本身是稀缺性资源，具有特殊性和狭隘性，具有非对称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权力本身是人类维系社会正常运作的必然手段，是保障公共体系和集体组织履行责任和义务的有约束力的普遍化能力。
权力的属性是公共产品。来自公共意识、公共价值和自我意识。但权力归根结底来自私欲，来自欲望，是私欲集聚理性分割出来转让给公共意识、公共价值的公共产品。
权力本身并没有价值，但是当权力占有公共意识、公共价值之后，权力有了分配和享有利益之后，权力就拥有无限价值了。
当权力去履行责任和义务时，约束力和控制力就只有权力说了算了。
公共权力就完全站在责任与义务之上了。
责任与义务也来自私有意识和私有价值，也就是私有权力。
因为责任与义务产生在自我行为之上。
那么拥有权力等同于同时拥有公共权力和私有权力。
而拥有公共权力等同于共有利益。
而拥有私有权力也等同于产生了责任与义务，也等同于产生了自我行为意识。
那么如何将共有利益和自我行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这正是考量人类智慧的重要标准。
那么怎样将共有利益与自我行为有机的结合在一起呢？只有拥有精神和法治！
因为精神是信仰，拥有精神就等于拥有信仰，而信仰正是法治之根。
法治依赖信仰而有了灵魂，而有了灵魂的法治正是人类扬善抑恶的唯一手段。
信仰的可贵在于信仰可以控制自我行为，强化精神，完善法治。
而法治的可贵在于法治可以控制公权，限制特权泛滥，进而强化自我行为，也就是限制私权，推进人类文明进步，解决民众拥有财富后对生命权、财产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权的强烈要求，化解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矛盾。
而造成公权与私权矛盾的根本，是财富从集中到分化，又从分化到集中的发展过程之中。
公权与私权矛盾的集中点就在财富的集中和分配！
人类从奴隶主时期的财富高度集中，发展到财富二元分化，再到发展财富成为资本产生三元分配结构。
这个过程经历几千年，真正产生财富反哺公民的制度是资本时期。
在整个财富二元分化时期，也就是封建时期，没有财富反哺公民制度，封建王朝没有反哺民生的思想主张，在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时代没有任何人提出过反哺民生的政治主张。
在整个财富拥有的发展过程中，奴隶主一元制时期财富被王侯独享，封建二元制时期财富由皇室和朝廷二元分享，民众真正得到分享财富的时代是三元分治时代，也就是资本集约产生资产时代，这个时期人们强化了“责任与义务”意识，私权得到了突飞猛进地发展。
民众真正得到分享财富的时代是资本主义社会到来了，资本政治产生了反哺民生的意识。
公共权利从高度集中分化到互衡拥有的推演时代，自我行为得到了保障，而最终人类文明想要实现的财富共同拥有，和财富共同分享时代，也并非一切都要共有和共享，并且实现这一切的绝对不是公共权力，而是共有利益与私有行为的有机结合。
只有公权与私权有机结合了，社会才能真正实现财富共同拥有和财富共同分享，社会才能进步到平等、自由、民主和共享的社会。
而实现这一切的只有信仰和法治！
朱宦臣想到这儿抬起左臂用手掌使劲拍打一下自己的脑袋，想道：“我有信仰，我要坚定自我意志”想着他向轿外望去。
正是：
民主法治与信仰，平等自由在何方？
公权私权齐并进，才能实现大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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