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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年9月，北京秋天。

我推开报社老总办公室的大门，跟他说我想调到广告部。

“你当记者不好吗？”他说，“稿子写得那么好，前途一片光明。你没听过报社有种说法吗：去广告部的人，都是没办法的人。”

“我有办法把业务做得很好。”我说，“如果领导成全我，我一定加倍回报您。”

一周以后，经不住我软磨硬泡，他同意了我的要求。

1996年9月，北京秋天。

我再次推开报社老总办公室的大门，双手递上我的辞职报告。

“你在广告部不好吗？”他说，“业务做得那么好，客户喜欢你，提成你也排在全报社前三，你到底想干嘛？”

“我想到外面去试一试。”

“你知道你丢掉的是多少人羡慕的铁饭碗吗？”他一定以为我疯了。

我朝他眨眨眼：“可是我想抱的是金饭碗。”

他一定是被我气狠了。我的辞职报告，是全报社批得最快的那一个。一个月以后，我已经在北京一家新成立的文化公司任职，担任节目策划和节目主持，工资是我以前的五倍。我们加班加点做出来的节目，卖到各电视台，连同广告和赞助，利润丰厚。

给我这份工作的人，是孙瑶瑶的前任——罗有军。

我在机房熬夜剪片子的时候，罗有军前来探班，左手一只烤鸭，右手拎块披萨，风格极不协调，但诚意还算满满。

“我一直都觉得，你是我们学校最能干的妞。”罗有军说，“全能。”

“那你当年也没追我，追的可是孙瑶瑶。”我提醒他。

“她多好追啊，你高不可攀。”罗有军说，“再说了，我还

以为你和于教授的儿子早就私定终身了呢，我现在肠子都快悔青了。”

“那您就继续悔着吧。”我说，“我要工作了，搞不好今晚得住在机房。”

“多好，省了房租。”他呵呵笑着走了。

果然是算得一笔精明账。这样的人不当老板可惜。而我这样普通平凡的女子，还是相信天上不会掉陷饼，靠双手踏踏实实，辛辛苦苦赚来的钱，才能落袋为安。

凌晨五点回到我租的公寓，看见餐桌上有一条烧好的鱼。我知道这一定是于枫的杰作，我从集体宿舍搬出来一个人住以后我妈妈来北京陪过我一阵子，帮我改善伙食。于枫没事就跑来蹭饭，跟在她后面学会了烧川菜。从鱼香肉丝到糖醋排骨，从麻婆豆腐到水煮鱼片，再到放在桌上这条干烧辣鱼，感觉已经是编辑部主任的他以后若是失业去开个川菜馆也不错。

鱼盘下压着他的纸条：照顾好自己的胃。

他的字写得很好看，秀气规矩，像他的人。我妈超喜欢他，有事没事就想把我凑成一对还力邀他去四川过年什么的。只可惜我俩情深缘浅，很难走到旁人希望的那一步。相反，他对我付出越

多，我越觉得不安。回想起来，我跟他最亲密的一夜，是一年前的某一天，得知师母又生病了，我下班后赶去家里看她。于枫和于教授陪在床头，一家三口正在读一封信。信是齐啸的爸爸写来的，而那张照片，是齐啸的结婚照，他和她的新婚妻子，一看就是郎才女貌，天造地设的一双。

“台湾女生就是好看啊。”师母看着照片上的女子，欣赏地说，“温温柔柔的。”

“她在台湾还是个明星，演过不少电影呢。听说就要抱孙子了，老齐有福啊。”于教授说完这话，刻意地看了于枫一眼。

我装作若无其事地站在那里，内心却卷起一场无人知晓的海啸。犹记得机场那一刻的别离，他低头对我说：“等着我，知道吗？”这么多日，他一去杳无音讯，我纵然有过千般失望和万般痛苦，却依然满怀爱意和信任等待，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他的婚讯，真是讽刺。

可是，他错了吗？

他当然没错。

那些若有若无的吻和若有若无的拥抱，能代表什么呢？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已。

走出于教授家的时候，我觉得我成了一个空壳。我失去了根本就不属于我但我真心仰望过的东西，并且连心碎的权利都一并失去，这算什么？

于枫从后面跟上来：“小安，你今天看上去有点恍惚，还是我送你回去吧。”

“我不想回家。”我说。

“那你想去哪里？”

“突然想学打水漂。”我说。

他开我刚买的小小跑车，把我送到了母校的未名湖。我跟在他后面，一遍一遍练习“打水漂”。打累了，就趴在他的肩头和他一起看夕阳。我没有哭，一滴眼泪也没有。他也没有问起我任何。他是那样体贴的一个友人，我认识他，三生有幸。

我请了三天的假，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和外界联络，不吃东西，只喝矿泉水。我没有想要寻死，我只是渴望在感触最炙烈的痛苦之后可以绝地反弹，得到真正解脱。三天后，我裹着风衣下楼一个人去吃了一顿火锅，辣到眼泪鼻涕一起下来，走出火锅店的时候，我对自己说：Game  over,你可以开始新的一局。

想来那时候的我，已经有足够的聪慧面对情感的灾难，懂得

乘势而为，知道避重就轻，自我拯救，却万万没想到的是，最终还是未能逃脱命运早已既定的漩涡。

1997年的1月，我从香港转机去台北。

那是海峡两岸的一次文化交流活动，整个团差不多有二十号人，也是我第一次去到那个我曾经心心念念的城市。五天的活动安排得满满当当，没有时间给我做其它任何的事自然也就没了别的想法。做为随团记者和主持人，主持完最后一场酒会，我觉得我的腰和腿都快要断掉了。

大伙儿觥筹交错的时候，我喉咙冒烟，吃不下任何东西，于是端了一杯果汁躲到角落去休息。如果有可能，我真希望可以把高跟鞋脱下来，光着脚走在地毯上那才叫爽快。

角落里没有椅子，找不到任何可以坐的地方，就在我狼狈地弯腰揉腿的时候，我听到身后有人叫我。

“小安。”

那熟悉的声音，我当然知道是谁。

我忍了好几秒才站直了身子，然后回头。

“齐先生。”我努力维持我的风度，“好久不见。”

他还是那个样子，一点都没有变，穿黑色的西装，微微冲我

笑着，好像我们还是那么的熟悉，不过是前几天才刚刚分离。

“好久不见。”他好像也很词穷。

我大脑里一片空白，正在思索到底该说点什么才能显得我没那么掉份的时候，他先开口了：“十分钟后，我的车在酒店大门口等你。黑色奔驰，尾号是18。”

他说完这句，立刻就转身离去。

“他奶奶的！”我在心里骂了一句脏话，一口气干掉了手里那一整杯的果汁，狠狠地跺了一下脚。我像只没头苍蝇一样在宴会厅里走了几分钟，行尸走肉地和几个认识不认识的朋友们瞎扯了几分钟。然后，我从宴会厅的偏门溜了出去，直接跑下楼梯，跑到酒店大堂，跑出了那个旋转门。

这种被人吃定的感觉，略不好受，却又带着某种无法抗拒的快感。

刚出门，我就看见有黑色汽车缓缓开过来，车的尾号是18。车门在我面前打开，我心照不宣地跌坐进去，车子很快就开出了酒店。

“只让我多等了五分钟，”他说，“谢谢你的仁慈。”

“你怎么会在？”我实在忍不住好奇。

“开场就在了，一直在台下默默地看你。”他说，“你主持

得不错，男主持跟你比就差点意思。”

原来一直是我在明，他在暗，真是过份。

“我看新闻才知道你来了，幸亏你们团长是我朋友，不然今晚我也没机会混进来。”他说，“我就想着，你好不容易来趟台北，冒着被你打一顿的危险，我也得见上你一面啊。”

“你也知道你欠扁啊。”我可没打算轻易饶了他。

“岂止是欠扁。”他说，“我在你面前，是个罪人。”

“别说这种话提醒我生气，小心我跳车。”

“你敢！”他凶我，却又很快笑着说，“如果只是生气我也就放心了。”

“不然呢？”我问。

“我总还是担心你难过的。”他说。

他还是那么会聊天，让我差一点就原谅了他的狠心和无情。这些日子我已经习惯在镜头前伪装和隐藏自己，但如果这是一场命中注定的对手戏，我的确还没想好该如何表演才能不让自己草草就输在开局。

“你今晚什么都没吃，一定饿了。”他说，“我带你去吃牛肉面，吃饱了才有力气跟我慢慢算账。”

他把车停在路边，带我进一家牛肉面馆。老板依旧是他的熟人，唤他“齐先生”，加肉加料，对我们殷勤有加。

“我看见你们在宋美龄玫瑰园的合影了，你站在第一排正中间，好熟悉的笑容。”他说，“我当时就想，一定要带你来吃这家的牛肉面，我的最爱！”

“不是每个女人，都有宋美龄那样的福气。”我酸溜溜地说完，委屈地看着他，也不敢问他口中的“最爱”到底是我，还是眼前的这碗面。

他把我的面端过去，替我和好，再推回到我面前，低声说：“吃吧，吃完我带你去阳明山看星星。”

这是我冗长无望的白日梦里曾经幻想过的画面，他离开那么久从末实现的诺言，但此时此刻，什么牛肉面，什么阳明山，什么星星，都不重要了。他就陪在我身边，哪怕下一秒就是世界末日，我想我也会不在乎的吧。

得，我就这点出息。

半夜的阳明山，草地很凉，他轻轻地牵着我往前走几步，脱下他的外套，让我坐在上面。我们的眼前是一汪湖水，黑暗中闪着幽幽的光茫。他说，它叫“梦幻湖”。

“你骗我。”我说，“这里根本没有星星。”

“今天天气不算好，等有风来，吹散了云，就可以看见了。”他很认真地说，“我从来都不敢骗你。”

“是吗？”我扭头看他。他也看着我。

“sorry。”他说。

他道歉的那一刻，我分明看见最美的星辰落在我们眼底。好吧，我愿意相信，他的确没有骗我，相信这一切非他所愿。在强大的命运面前，我们这些凡夫俗子，都只能束手无策或举手投降，唯有好好珍惜这难得的相遇。

有微雨落下，若有若无。我想靠向他的肩，可是我不敢，我怕我轻轻一靠，他就会如泡沫一样从我面前消失。该死的他也和我保持着该死的距离，仿佛近了一寸都是亵渎。所谓近情情怯，说的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时间就这样一分一秒地消失。雨停了，星星还没有游出来，夜风轻轻吹起，他回车取了一件薄毯来替我披上。那毯子上散发着某种女性香水的味道，于是我的心里又冒起了凹凸不平的小疙瘩。

“明天几点的飞机？”他问我。

“早上十点。”我说。

“别离是常态，相聚是奢华。”他叹息。

“我可以留下来。”我急切地说，“什么都不要。”

“胡扯！”他呵斥我。

我不开心，于是沉默。

“我想在这里买块地，盖个房子，种个玫瑰园，和我心爱的女孩子过隐居生活。”他说，“小安，有些事情，我真的不是没有想过的。”

“事在人为。如果我想到的事情，我会真的去做。”

“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他苍白无力地解释。我真宁愿他没有说上面那句充满想像力的话，那么今天晚上所谓的美好，或许还可以勉强地维持下去。

“太晚了，我该回去了。”我说完，站起身来，把他的外套捡起来递给他。然后我快步走到他车子旁边，拉开车门就坐了进去。

过了一会儿，他也坐上车，手放在方向盘上，用责备的语气对我说道：“你呀你，还是这样的脾气！”

是啊，我脾气是很坏，可是，这跟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是我什么人，凭什么要来教育我？明明什么都给不了我，却偏偏还要来招惹我，这算什么！我瞪他一眼，拉开车门就下了车。我痛恨我的

高跟鞋限制了我的速度，于是我脱下了它，光脚走在马路上。马路上的碎石子很多，但我觉得我需要那种来自足底的疼痛，只有它才能令我足够的清醒，摆脱这虚妄无聊的梦境。

他把车开到前方，然后下车来拦住我。

“别闹了，”他恳求地说，“让我送你回去。”

“你走开！”我用力地推开他，与此同时，高跟鞋也被我甩出去老远。

他跑去帮我捡鞋，我丢下他赤足狂奔。他从后面追上我，抱着我不肯放手。我大喊大叫，拼了命想要挣脱他，直到他用力掰过我的身子，俯身低头吻住了我。

我忍了两年的眼泪，这才终于滚滚而下。

“小安。”他说，“你让我朝思暮想。”

“再说一遍。”

“我用做的。”他说完，再度吻住了我。

那夜，我在他的车里呆到两点，才悄悄地溜回了酒店。第二天清晨，我如梦游一样到达机场的时候，看见他站在那里等我，手里拿着一盒凤梨酥。我以为我还在梦境里，于是伸手擦了擦眼睛。他快步走向我，把凤梨酥递给我说：“麻烦你替我把这个带回去给于教授，他

最喜欢吃。”

我接过那个盒子，发现同时递过来的，还有一封信。

“回去再看。”他说。

我点点头。

在众人的眼光里，我们的告别显得又官方又客套，甚至比普通朋友还要普通。我在飞机上忍不住打开了他的信，那封信不算长，用繁体字写成：

我親愛的小安：

又能見到你，真的很高興。

你知道關於你，我最難忘的是什麼嗎？那就是91年齊秦的演唱會，當他唱起那首《大約在冬季》，你跳到椅子上揮舞著圍巾的那一刻。那時候我就想，這樣的女孩子，一旦愛起來，該有多麼的熱烈？

世事總無常，这熱烈本該屬於我，我卻总是遺憾地與它失之交臂。

我知道在你的眼裏，我是懦弱的，甚至無情。的

確，我們所受的相思之苦，對你來說是不公，對我而言是活該，我無從狡辯，唯有致以最深的歉意。

對不起，小安。你應該知道，我是愛你的，很愛很愛你。然而愛最怕的就是：當我終於給得起，你卻已經等不起。

不敢對你有任何要求。渴盼愛有生路，渴盼與你重聚。

愛你的：齊嘯

1997年1月12日

看完信，我跟空姐要了一张毛毯，我用毛毯盖住我的脸，就这样一路默默地哭到飞机在香港落地。

亲爱的，我想我会等你。等那条爱的生路出现眼前，等你终于“给得起”的幸福。哪怕这幸福的来临遥遥无期，它不是在此时，不知在何时，只能大约在冬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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